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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铁笔和蜡纸的故事(缪天舜)

  上世纪50年代,先父在瑞安县小教书,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还要负担兄弟姐妹四人的中小学费用,经常是“寅用卯钱”。学校领导看到我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把学校刻写资料的任务照顾父亲。每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拿出一副钢板、铁笔和一卷蜡纸,坐在桌子前面刻写起来。有时赶任务,往往要工作到半夜,我们都进入了梦乡,才收拾好工具休息。第二天还要照常上课,这项工作一直干了好几年。刻写一张蜡纸,当时只有几毛钱的收入,一个月大约也就是增加十几元的收入。但这十几元,对拮据的家庭经济多多少少起了滋润作用。1959年我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休学在家,于是父亲把这项来之不易的业务移交给我。我虽然字写得很糟糕,为了增加点收入,硬着头皮边学边刻,铁笔磨得手指红肿了也不休息。刻钢板和写字不完全一样,要有硬笔字的功底,还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要领,用力要均匀适度,劲小了刻不清楚,劲大了把蜡纸刻穿了也不行。再者,用力不均匀刻出来的蜡纸油印几张就破了,质量好的油印几百张都不成问题。万一刻错了一个字或符号,就点燃火柴,用余烬小心地把错字处的蜡烤化,等冷却后正确的字补刻上去。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一不小心就把蜡纸烤出一个小窟窿。我好几次吃过这苦头,当一张蜡纸即将刻完了,为了一两个字的涂改,由于火候掌握不对而前功尽弃。我的字本来就写得不好,刻出来的蜡纸质量当然不会好,幸亏学校领导和教师宽容或许是碍于父亲的情面,总算勉强接受。每当我从学校总务处领回几元钱的工资,我会高兴得像吃了蜜。

  60年代参加工作,在瑞安农村担任小学教师。那时每年暑期要参加抢收抢种(即“双抢”)劳动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伏酷暑,起三更落半夜,粮食定量,饭吃半饱,劳动强度令人无法承受。如果这时学校领导把我抽去刻写资料,我真是高兴得像中了彩票。因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不用日晒雨淋,不用披星戴月,庆幸当年学会了刻写钢板这活儿。

  1970年调到平阳工作。听说一些老师靠刻蜡纸的手艺发了点小财。据说有位老师负担一家八口,还积攒了钱,建造起楼房,当时轰动了全城。他的字刻得确实漂亮,可与铅印字相媲美,端正清晰,而且每张蜡纸印数可达数百张甚至上千张。虽说赚了点钱,但工作是十分辛苦的。他几乎没有节假日,把别人休息的时间都用在刻写上。累得头发白了,人也苍老了。另一位同事也是刻钢板的高手。他把某单位刻写资料的业务接下来,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各刻两张,一张价格1元5角,劳累一天可拿到9元报酬,对于一个当时只有30元左右月工资的家庭来说,这份收入可称上“天文数字”。我尽管很羡慕他们,但我的字是“见不得人”的,只是“垂涎”却没有资本妒忌,所以也不敢奢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学校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当时我担任初中语文教师,为了升学率,大量印发复习讲义与频繁举行考试,老师们为了争一块钢板往往弄得面红耳赤。后来学校总务处干脆在开学初给每位老师分发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与一筒蜡纸(温州蜡纸厂生产的“灯塔”牌蜡纸历史悠久,质量上乘,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牌)。每个教师有了这“三大件”,就可以全心全意投入“题海战役”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中文打字机普及,钢板刻印逐渐冷落。再后来电脑打字的出现,连中文打字机也被打入冷宫,钢板刻字便销声匿迹了。文具店里再也买不到钢板、铁笔和蜡纸了。建于清末民初的温州蜡纸厂昌盛繁荣了七十多年,也关闭转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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